改教領袖意見分歧 瑞士改教領袖慈運理 以生命捍衛信仰

好消息國度新聞 2017/11/6 歐華神學院助理教授 鄭路加西班牙特稿

現在牧師可以結婚，十字架上沒有聖像，均因瑞士改教領袖慈運理推動而成。但在聖餐禮上，慈運理與馬丁路德卻思想分歧，卻更加說明改教中「唯獨聖經」的一大特色。

 瑞士改教家慈運理戰死於宗教戰爭，享年47歲。（圖片來源：卡爾·賈斯林Karl Jauslin繪製）

1531年的10月11日，瑞士蘇黎世（Zurich）南邊的小鎮卡皮爾（Kappel）見證了一場以信仰為名義的戰爭。對戰的起因在於瑞士改教領袖成立的「基督教公民聯盟」(DAS Christliche Burgrecht)意圖對天主教各城邦進行糧食封鎖，對戰的雙方是由數個瑞士南部城邦組成的天主教聯軍，突然襲擊蘇黎世城內的更正教軍隊。在更正教的軍隊中，除了幾百位蘇黎世市民之外，還有20多位傳道人手拿兵器來捍衛他們的信仰立場。那場持續了一整天的劇烈戰鬥，不僅最終劃分了瑞士天主教與更正教的區域格局，也終結了改教三傑之一的慈運理（Zwingli Ulrich Huldrych, 1484-1531）的生命歷程。慈運理以隨軍牧師的身分戰死，年僅47歲。

相較於路德和加爾文的燦爛光輝，慈運理則略顯黯淡。然而，名氣的大小並不能抹殺這位戰死沙場的信仰衛士對後世的改革宗神學的深遠影響。本文從慈運理兩次因為聖餐禮和「自己人」馬丁路德的衝突，來看這位蘇黎世改教領袖的傳奇人生，並介紹更正教(即基督新教)與生俱來的一大特性。

瑞士宗教改革領袖慈運理（圖片：維基百科）

1519年的元旦，也是在慈運理35歲生日的那天，他成為了當時的瑞士聯邦最重要的城市，蘇黎世的首席牧者。在就職後的第二天，他就廢棄了羅馬教廷的敬拜傳統，即所謂的「日課」，取而代之的是系列的查經講道，從馬太福音開始逐卷查考。在那之後的幾年裡，他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展開了一系列的改革，試圖在教會中逐漸廢除沒有聖經根據的規條，比如說神職人員不能結婚的規定。後人形容這樣大動作的改變讓蘇黎世的教堂只剩下四面空空的牆壁和一篇講章。

然而，這樣的改教力度依舊讓一些慈運理的同工覺得太過保守和緩慢，尤其是當他們的兒女出生的時候，他們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嬰兒洗，不僅是因為他們認為嬰兒洗具有濃重的天主教色彩，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聖經中沒有明文規定嬰兒洗。因此他們逐年施壓，希望慈運理盡快徹底地改變洗禮的施行和教導。然而，慈運理不僅覺得時機未到，更因為他把洗禮看作是聖約的記號，就如舊約中的割禮一般，所以他不甚反對嬰兒洗禮。

1525年的1月21日夜晚，幾位不滿慈運理的重要同工在曼斯(Felix Manz, 1498-1527)的家聚集。晚禱結束後，布洛克（George Blaurock, 1491-1529）便要求兩年前才成為全職傳道人的格里寶（Conrad Grebel, 1498-1526）爲他施行成人洗禮。於是，這幾位曾經追隨慈運理的同工成為了重洗派（Anabaptists）的創始人。沒多久，他們的教導就擴展到附近的地區。出於神學和政治等各種的原因，政府對重洗派做出了相當嚴厲地壓制。1527年的1月5日，慈運理目睹了曼斯的死刑，溺死於蘇黎世冰冷的河水裡。

馬丁路德與慈運理在聖餐禮思想分歧（圖片來源：1847年由Gustav König版畫）

兩年後的9月27日，也就是奧圖曼帝國開始圍攻維也納的那一天，慈運理北上來到了德國的馬爾堡（Marburg）。他此行的目的乃是為了和比他年長52天的路德面對面地研討聖餐的含義。在那次會議之前，慈運理和路德這兩位當時德國和瑞士的改教領袖，就已經在聖餐的理解上唇槍舌戰了幾年的時間。這兩位領袖在神學上的不一致使得還沒成氣候的更正教陣營內部顯得頗有間隙。加之，1529年3月的施派爾帝國會議（Diet of Speyer）更為彼此增添了不少來自帝國和教廷的壓力。於是，黑森州的選候腓力普（Philip I, Landgrave of Hesse, 1504-1567）極力地促成了這次歷史性的會面，為的是讓更正教南北方的勢力可以團結一致。

在正式和慈運理交鋒的那天早上，路德早早到了會場，並在自己的桌前寫下「這是我的身體」。隨後來到會場的慈運理當然知道路德的立場和這個動詞的含義。在接下來不到一個禮拜的劇烈爭論過程中，兩位改教領袖各自闡明了自己的釋經方法、對聖禮的理解以及他們的基督論。馬丁路德認為聖餐中基督的確實質降臨(同質說)，而慈運理則認為聖餐只是一種象徵的記念(象徵說)。結果是雙方都沒有在聖餐神學觀上向對方妥協。於是，沒有德國更正教軍隊支持的蘇黎世在1531年的那場戰爭中送別了他們的改教領袖。

在德國南部沃爾姆（Worms）一座紀念改教運動的雕像群，說明改教是群策群力的成果。（圖片來源：pixabay.com)

為什麼要提及慈運理生平中這兩次與自己的同工和路德的劇烈爭鬥呢？為什麼那些高舉「唯獨聖經」教導的更正教領袖們不能因著閱讀同一本聖經而達成一致呢？本文中列舉的這兩起歷史事件本身就為更正教堅持的「唯獨聖經」做了極佳的註腳。對於高舉聖經絕對權威的更正教信徒，任何人的解釋（不論此人地位有多尊貴，學識有多淵博 ），都不能成為唯一的、最終的權威。

因此，更正教的成長軌跡就是在各種不同的見解張力中努力尋求平衡的過程。而這樣沒有一個人的解釋能夠一統天下的局面，反而常常成為信徒的提醒，即被造的世人不可能窮盡造物主的奇妙。

當然，更正教陣營裡面始終未能達成的一致並不意味著混亂和無序。

在德國南部的沃爾姆（Worms）有一座紀念改教運動的雕像群。雖然改教之父路德矗立正中，高人一頭，但是整個雕像群還是直接明瞭地宣告著一個事實：改教運動不是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除了與路德同時代的米蘭頓（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和選侯君們圍繞在四圍之外，在路德正下方的有前文提及過的、早過路德一個多世紀的威克里夫和胡司。既然有多人參與，見證的角度和領受也就必定不盡相同。但是，正如交響曲一般，小提琴、長笛、鋼琴以及定音鼓的聲音出現得各有早晚、突出的互有不同，卻都因著順服同一位主宰的指揮，相互配搭而讓主旋律更加豐富、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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